我和无线电
前几天，某报张用照片和文字宣扬一个幼童的无线电天才，从照片上看：幼童头戴耳机、手持“咪头”（麦克风）、口中念念有词，手却在一部既不用电源、也不用天线、更不用发射XX码的键盘（键钮）、残旧如“陶街垃圾”（陶街是广州一条专门出售废旧电子产品的署名街道）的“电台”频道旋钮上旋动，不知是在发射信号还是在接收信号，样子十分可爱。看着这张做作的照片，读着文字解说，令人不胜感慨。在今天，无线电已不是什么神奇的东西了，人手一部的“手机”（无线电话）就是无线电嘛。但就是这张照片，勾起了我对“无线电”的回忆。
我不是“无线电”的天才，无线电知识也只是略知一二。我在读初三（高一？）的时候才成功地自造出无线电接收器——“矿石收音机”。把一粒小小的矿石和一小段钢丝固定在小木板上，连接上耳机和一、二米铜丝或铁丝，多次探求得出最佳的信号触点，幸运时可以收听到宏亮清晰的电台播音。拿着这台“高级无线电”，我把耳机多次往父母、大姐的头上戴，在他们赞许的目光中涌起阵阵骄傲。说真的，这台“高级无线电”的拥趸还不少，很多老街坊都争着听呢！这可是全街第一台“矿石收音机”呀（一九六一年广州刚有矿石卖）。晚上躲进被窝我还常常听大半宿呢。
“矿石收音机”只能一个人听，就算一人一只耳机也只能二个人听，我转向玩“电子管收音机”。只要口袋里有从早餐中省下的几角钱，我就往陶街跑，掏拣便宜的元件，从简易的“三灯机”直到高级的“七灯电子管收音机”，后来还搞了个“扩音机”，连接上用八吋“飞乐”喇叭自制的大音箱，惊天动地的乐声常使我家成为街坊们的聚集地（幸好那时没有人去有关部门投诉我扰民）。
读高中时，我参加了学校的“无线电小组”，老师给我们讲了很多无线电的知识，有些我玩收音机时已自学过，但很多知识却是闻所未闻，例如点对点通讯、单边带通讯等，引起我极大的兴趣，也沉浸于其中。有一次我们在课室玩点对点通讯，二个警察闯了进来，大声喝问：“谁在用短波发报”。我们面面相觑，谁也不敢做声。后来老师仔细查看了每台“发报机”，才发现有一个同学在制作“发报机”时把线圈不知是多绕了几圈还是长度过短，发射的长波变成短波，惹起的一场风波。我最难忘的是我们在白云山的密林里玩追踪“敌特电台”的游戏：用二部移动电台追踪某频率的固定电台，我幸运地第一个把隐藏在岩石堆里的“敌特电台”找了出来。老师奖给我一堆无线电元器件，天啊！这可是我梦寐以求但又无钱购买面世不久的“半导体”呀，在同学们羡慕的眼光里，我高兴得直跳。
“电子管收音机”的音量大、音质好，但致命弱点是不便携带。有了这堆元器件，我开始在“半导体”的领域中探索，从一管（三极管）到六管的“半导体收音机”在我手下诞生，每部“半导体收音机”的成功都给我带来阵阵喜悦，无论走到那里，“半导体”都伴随着我。（“半导体收音机”音质较差，后来在“大功率三极管”面世后才得以改善）。
在大学读书的时候，也有一些同学玩“半导体”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一来二去我竟成了这个圈子的参谋。有什么问题同学们都来找我要解决的办法，我帮助他们，他们也在帮助我。他们帮我什么？说来既可笑又惭愧：我是个穷光旦，每个周末为了节省二角钱的车费我要步行六、七公里回家（见“我和三个女人的情结”和“一只几乎改写我的人生的旧手表”），在帮同学们解决问题的时候，我富余的元器件常常可换来钞票，而这些钞票又为我换来“大功率三极管”，我才得以在“无线电”的领域中继续探索前行。
在“实习”的时候，“无线电”也给我带来特殊的任务，无论在韶关还是在恩平，为群众修理收音机总是我的工作，我也非常乐意为他们服务。说句隐晦的话：有时还可借为工农群众修理收音机暂时摆脱一下繁重的体力劳动呢！但世间事物总是有得就会有失。在恩平第一次“实习”时，班长把十多部破旧的“半导体收音机”放在我面前，说是工区的工人和附近的贫下中农的，要我修理。原来此君到处吹嘘说我会修理“半导体”，天呀！第一次外出实习，我是什么工具和元器件都没有带来，面对这一堆破烂，我不敢说不修（不为工农兵服务，你等着挨批斗吧）！我找到“松香”和锡丝，但没有电烙铁，只好用一段粗铜线缠了十多圈后一头锤扁、另一头接上木柄在腊烛上烧红来代替电烙铁。我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就在这堆破烂上动工，没有的零件就在我自己带来的“六管半导体收音机”上拆，好不容易这堆破烂都会响了，但我的“六管半导体收音机”却变成一堆破烂了。呜呼！我的“无线电”！！！
花甲老人
2007.9.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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